1933年11月间，吉鸿昌经过化装，秘密回到天津诚利和 ，先在惠中饭店落脚寻找熟人，然后返回他原来法租界花园1号(现和平区花园路4号)的红楼住宅。天津地下党派人前来看他，鸿昌简要地汇报了察北抗战以来的主要经历，并询问了这一时期平津地区革命斗争的情况。
抗日同盟军的失败，日、伪、蒋军队对他的“围剿”迫害，以至被迫潜回天津，这些没使吉鸿昌沮丧、消沉，反而更锻炼了他的意志，使他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，继续投入战斗。
不过，斗争的方法转入地下，以隐蔽的形式同国民党特务周旋，积极联络各地反蒋抗日力量，准备重新举起抗日大旗。
吉鸿昌和宣侠父、南汉宸3人，原先就已结拜了兄弟，一起发出过“生死与共”的誓言。在察北战场上，吉鸿昌与宣侠父并肩血战。脱险后，宣侠父以及从日本归来的南汉哀在平津作地下党工作，他们深深了解吉鸿昌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强烈愿望，也认为鸿昌已经完全具备了入党条件，他们便向中央报告，请求接受这位赤胆忠心的战士的入党要求。
展开剩余85%1934年1月，吉鸿昌由宣侠父陪同，乔装成商人模样，秘密地前往上海。一天晚上，王世英同志代表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吉鸿昌谈话。
王世英告诉鸿昌：根据你的多次入党申请，中共党组织审查了你的情况，决定接受你参加中国共产党。
这样，吉鸿昌就由宣侠父负责介绍，经过党的审查，正式办理了入党手续。王世英还告诉鸿昌，上海中央局己决定调他和宣侠父、南汉袁三同志一起到上海工作。要吉返天津后，迅速结束那里的事情，早日把家搬到上海(后未成行)。
两个星期后，吉鸿昌满怀兴奋的心情返回天津。不幸的是，国民党特务、日本密探、法租界工部局巡捕，严密地把吉鸿昌监视起来，给吉鸿昌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。为了和敌人周旋，鸿昌表面上装得清闲怡静，常以打麻将牌、会友、听戏为掩护，秘密开展工作。
3月，吉鸿昌和南汉宸、宣侠父、任应岐等同志制定了中原暴动计划，拟把当时正在江西参加“剿共”的吉鸿昌旧部两个师的兵力拉回河南，再和地方民团组织联合起来，组织十几万人的中原暴动。
5月，吉鸿昌与南汉宸、宣侠父等联络各派抗日爱国力量，成立了“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”。
这个大同盟的中央委员会，有冯玉祥和各方面的代表，吉鸿昌被推为主任委员。吉还和宣侠父等创办了《民族战旗》杂志，作为大同盟的机关刊物。吉鸿昌的红楼住宅，成为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。当时曾有不少党的负责同志，在这幢红楼里隐藏过、工作过。在三层楼的一角，还设有一个小小的秘密印刷所，油印一些秘密文件。同时，这里也是，《民族战旗》的编辑室。
6月，吉鸿昌、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诚利和 ，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。
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，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。吉鸿昌同志不顾个人安危，亲自约集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抗日思想的苏雨生、邢肇棠、雷中田等人来天津，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，然后派往西北、豫南、豫西、安徽等地，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自卫军，点燃抗日烽火。吉鸿昌的革命活动，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视和仇恨，南京当局再次下令通缉吉鸿昌、南汉宸和宣侠父，并密令军统局不惜一切手段，秘密刺杀他们，暗杀任务由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澎全面负责。
敌人的罪恶阴谋很快被我党获悉。
为了保存党的力量，党组织安排宣侠父离开天津去上海；南汉宸也转入地下，旋即离津赴沪。古鸿昌则秘密把家迁移到英租界牛津别墅3号(今和平区新华南路庆云里)。当时英租界有一个巡捕头，与我党有联系，对吉鸿昌很敬重，经常对他暗中保护，使国民党特务一时难下毒手。由于吉鸿昌与任应岐联系密切，吉与各地反蒋抗日力量的代表会面，大部分都是通过任应岐联络，于是，敌人便把目标集中在吉鸿昌、任应岐两人身上。
11月9日，吉鸿昌征得夫人胡洪霞同意，将家中1万元的存折无私地转交给地下党组织做活动经费，同时告诉洪霞，他们很快就要离开天津。然后，吉鸿昌和任应岐两同志来到法租界国民饭店2楼45号，以打牌为掩护，进行秘密联络工作。不幸，吉鸿昌和任应岐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侦破。特务头子陈恭澎亲自躲在交通饭店后门汽车内指挥，特务王文、马某冲入45号房间，朝在屋内的人连续开枪，然后仓皇逃离现场。
由于特务在行刺时十分慌张，结果只将李宗仁派来与吉鸿昌、任应岐联络的刘少南当场打死，吉、任二人受了轻伤。随后，法租界工部局派巡捕将国民饭店团团围住，以杀人嫌疑罪名将吉、任逮捕。后来，又将二人送往老西开法国天主教堂后法国医院。
11月10日，法租界工部局审讯吉鸿昌，逼他供出天津地下党负责人名单及活动情况，遭到严词拒绝。
同时，还曾囚禁了前来探望吉鸿昌的胡洪霞，搜查了吉鸿昌的住宅。在吉鸿昌的床下，敌人搜出了党的秘密文件和大量宣传品。
此间，吉鸿昌密示其夫人胡洪霞，要她尽快将自己被捕的消息在报上披露，中国报纸不行，花钱也要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登出。11日，英文《京津泰晤士报》报道了这次暗杀事件，指出：“这场枪击是出于政治性动机，目的是要暗杀吉鸿昌将军。”
吉鸿昌的被捕，使我党天津地下党组织十分忧虑，他们和被放出的吉夫人洪霞一起四处奔走，尽力营救吉鸿昌同志。
许多爱国人士，包括冯玉祥将军也曾多方设法营救，但都没有得到成功。
吉鸿昌被捕消息报纸披露后，蒋介石、何应钦十分惊恐，惧怕由此引起全国舆论的谴责，当即派军统局驻北平军分会特派员郑介民来津，与法租界当局秘密协商引渡吉鸿昌、任应岐两人。
与此同时，国民党天津地方法院检查处亦向法租界工部局秘商将全案引渡。消息传出，天津地下党组织和爱国知名人士积极活动，散发传单，反对引渡；同时筹款拟运动法租界工部局。工部局不顾正义的谴责，于11月14日将吉、任引渡给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审讯。不久，又被押往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军法处，连续受审。
吉鸿昌面对凶恶的敌人，宁死不屈，没有泄露党的一点机密。
11月22日，吉鸿昌、任应岐被押解到北平军分会军法处。第二天，何应钦迫不及待地亲自组织对吉鸿昌的“军法会审”。这是一场亲日派反对抗日派、反革命反对革命者的最卑鄙最无耻的审判。敌人打算通过这场审判，逼迫吉鸿昌供出北方党的组织情况，再加给他一个“危害民国”的罪名，以便惩处。然而，经受过酷刑的吉鸿昌，在法庭上神情镇定自若，两道浓眉下面，一双炯炯的大眼睛，射出锐利逼人的光芒，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，使卑劣而怯弱的敌人颤抖，语无伦次。吉鸿昌则慷慨陈词，历数蒋介石等卖国罪行，法官们神情沮丧，处境尴尬。这时，吉鸿昌解开上衣，袒露出“察北”抗日作战时所留下的伤痕，厉声地说：“这伤痕就是你们与日寇勾结卖国的罪证！”
11月24日，蒋介石密电北平军分会，下令对吉鸿昌“就地枪决”。
临刑前，吉鸿昌从容执笔，给夫人及亲属留下了最后的遗嘱。
在刑场上，吉鸿昌将军以手指作笔，以大地做纸，写下了浩然正气的诗章：
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。
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。
和吉鸿昌将军一同就义的任应岐同志先倒在地上。这死的折磨，丝毫没有震动吉鸿昌。他把头一摆，厉声说：“我为抗日而死，光明正大，死了也不能倒下！给我搬张椅子来，我得坐着死！”
敌人搬来了椅子。吉鸿昌魁梧的身躯坐在椅子上，把手一挥说：“我为抗日而死，一生行为光明磊落，不能在背后挨枪。”敌人颤抖地问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吉鸿昌大声说：“你在我眼前开枪，我要亲眼看看你们怎样打死我！”
吉鸿昌将军面对敌人罪恶的枪口，大义凛然诚利和 ，从容就义，为党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！吉鸿昌牺牲时，年仅39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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